一個人的直覺是否可信呢？
我猜，有些人會斬釘截鐵的給予肯定，或否定。但大多數人會支支吾吾，不置可否。
因為直覺這東西，有時很靈，有時則不靈。
我們曾討論過直覺不靈，直覺會產生認知偏誤的時候，會帶來糟糕的決策，錯誤百出。
但直覺也有很靈的時候，在這些時候，直覺會帶來快速且準確的決策——它能幫助消防員快速的判斷火災現場的火勢，也能幫助數學家「感覺到」數學公式出了問題，更能夠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「感應到」他人的情緒波動、意圖。
因此，一個合理的問題不是「直覺是否可信？」，直覺肯定有其可信的時候。
合理的問題是：「我們什麼時候該相信直覺？」
這個星期解讀的書就叫《直覺》（台版《半秒直覺》，已絕版），作者是著名心理學家捷爾德．蓋格瑞澤（Gerd Gigerenzer），馬克斯·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院總監。
蓋格瑞澤在此書的觀點是，心理學家過分崇尚、高估了理性思考，而過分低估了直覺的重要性及其用處——由於直覺通常無法很好的處理邏輯問題，直覺通常不根據事實推理。
例如，樂觀的人在看「半杯水」時，會直覺的產生「我還有半杯水」的樂觀心態，於是高興的飲用了這半杯水。
而悲觀的人看「半杯水」時，則會直覺的產生「我只剩半杯水」的悲觀心態，於是不捨得飲用這半杯水。
但從數學邏輯上看來，半杯水就是半杯水，哪有什麼悲觀和樂觀之分？
由此可見，心態的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決策，其實就等同於「不根據邏輯、事實推理」所產生的決策。
這看起來像是種「缺陷」。
但實際上，直覺「不是透過邏輯推理」這一特點，並無法說明直覺是種「缺陷」。
螞蟻也無法處理複雜的邏輯問題，螞蟻也並不複雜，而且行為很簡單，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複雜的世界裡，在長期的自然演化競爭中不被淘汰——這可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成就，也說明了螞蟻無需推理邏輯，也已足夠強大。
那麼，人類直覺的強大之處又在哪裡呢？
瞬間決斷
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案例：
丹·霍蘭（Dan Horan）是一名員警，儘管從事這行多年，但是仍然充滿了激情。他蹲守在洛杉磯國際機場，尋找毒販的蹤跡。毒販們帶著成千上萬美元現金到達洛杉磯國際機場，然後轉飛到美國的各個城市，將買來的毒品分發出去。
一個夏天的夜晚，機場的候機大廳內擠滿了準備登機和接機的人，霍蘭就在擁擠的人群中走動，尋找可疑人員。他穿著短褲和POLO衫，POLO衫的開口設計剛好讓衣服的下擺遮住他的手槍、手銬和對講機。沒有經驗的人絲毫察覺不出他是一名員警。
忽然，一個女人出現在他的視線裡，她從紐約甘迺迪機場來，身後拖著一個黑色拉杆箱，箱子的顏色是當下最流行的。她不但經驗豐富而且非常謹慎，她剛走出出口20步就與霍蘭四目相對。那一瞬間，兩人都隱隱覺察到了對方來機場的目的，而且他們的直覺都是對的。
霍蘭並沒有跟著她走下電梯，而是用對講機通知他那等在候機廳裡的搭檔。從外表上看，霍蘭和他的搭檔相差甚大。霍蘭才四十出頭，鬍子刮得很乾淨，而他的搭檔已經五十好幾了，而且還留著鬍子。
然而，當那個女人穿過旋轉門朝托運行李處走去時，仍然不到十秒就從人群中發現了霍蘭的搭檔，並識破了他的身份。
那個女人走出候機廳時，外面停著一輛福特探險家，一個男人從車上下來，走向她。那女人和他簡單說了幾句，似乎是提醒他有人在監視，然後轉過身去。接著，那個男人回到車裡，隨即開車走了，只剩她一個人面對員警。
這時，霍蘭的搭檔走到那個女人跟前，出示了警官證，然後檢查她的機票。她盡力微笑，還一邊與員警閒聊，以掩飾自己的不安；可是，當員警問及她箱子裡裝的東西時，她作出一副被欺辱的樣子，不同意搜查她的行李。
由於她反應強烈，員警給她拷上了手銬，幾分鐘後，警犬在她的箱子裡發現了毒品。法官下達搜查令後，員警打開箱子，發現裡面有二十萬美元現金。據那個女人交待，這些錢是用來購買大麻，然後運到紐約出售的。
霍蘭是如何憑藉直覺從幾百人中認出這個女人的？他也不知道。他能在人群中發現她，卻說不出她到底有什麼可疑的地方。
他是如何從她的外表上判斷出她就是毒販的？霍蘭也是一頭霧水。
國際象棋大師、職業棒球運動員、獲獎作家和作曲家就說不清自己是如何完成工作的。許多技能是不能用語言描述的。
你可能也有過這樣的一種體驗——當你在某一領域裡經歷了長期的訓練後，你會發展出某種常人沒有的直覺。
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多不勝數，警察可以在茫茫人海中瞬間判斷出可疑人士，並最終將其逮捕；一個專業賽車手也可以在高速行駛中做恰當的決策；一個出色的歌手可以隨時即興發揮；一位專業的高爾夫球手能憑直覺打出好球。
但有一個問題是，如果給予這些人更多的思考時間，而無需他們急促的做出決定/反應，他們是否可以做出更好的決策呢？
當個體擁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時，他們是否能夠做出更好的決策呢？
在一項實驗中，分別將高爾夫球高手和「菜鳥」放在兩種情況下進行研究：一種情況是在3秒內完成擊球，第二種情況是完全不加時間限制。如前面所說，在時間的壓力下，新手的表現要差一些，進球也要少一些。可令人吃驚的是，高手們在有時間限制的情況下反而進球更多。
在第二個實驗中，有時提醒球員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動作上，有時任球員被無關緊要的任務干擾（比如去聽磁帶錄音的旋律）。如人們所預期的，新手們在集中注意力時的表現比分心後的表現好。
而高手們則恰恰相反，當他們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動作上時，表現反而更差；當他們分散注意力時，表現卻更好。
我們如何解釋這明顯的悖論呢？
高手們的技能由我們大腦中的無意識部分實施，有意識的思考反而會成為干擾因素。設定時間限制是一種不讓人們把思維集中在揮杆上的方法，提供干擾任務同樣如此。既然我們意識層面的注意力只能放在一件事情上，就放在干擾任務上好了，不要讓它影響我們的揮杆。
這一現象並不僅限於高爾夫球運動，在手球運動的研究上，也出現類似的結論。
我們都知道，豐富的經驗可以導出更好的決策、反應，這很好理解。
讓人感到驚訝的是，對經驗豐富的人來說「刻意思考」或「三思而後行」竟然會導致更壞的決策，讓自己快速的做出判斷，反而會得到更好的結果；相反，沒經驗的菜鳥則應該用上更多的時間來思考，這樣才能夠得出更好的結果。
而從這裡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：
當我們身處於自身具有豐富經驗的領域裡時，應該相信自身的直覺，而不是刻意思考。
但必須注意的是，這並不是普遍適用的通則，而是在那些規則不會有太大改變的領域裡是如此，例如，各類運動、棋類、數學題、認出嫌疑人（人能夠擁有的情緒種類和反應是相對固定的）。這些領域的規則通常不變，因此你在這些領域裡所累積的經驗，不大會因為新規則的出現而失效。
我們曾在《實力、運氣與成功》裡也談到，在不確定性高的領域裡，經驗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。例如，買彩票這一項活動就不會因為你很有經驗而更可能中獎。長期買彩票的經驗或許能讓你形成「買彩票的直覺」，但這一直覺肯定無用。
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投資領域裡也是如此，統計顯示，有經驗的交易員的表現，通常和「大猩猩丟飛鏢選股票」的表現差不多——沒有技術可言，績效多數來自運氣使然。
《直覺》這本書也提到了投資領域，但作者蓋格瑞澤進一步認為，在投資領域裡的經驗不單只無效，甚至是有害的。
而一定程度的無知卻能夠幫助決策。
少就是多
2000年，《資本》雜誌舉行了一場選股比賽。包括主編在內的1萬多人參加了比賽。此前，編輯已經列出如下規則：在50種國際互聯網股票內隨意買賣，為期6周，獲取最高利潤者為勝。很多參賽者試圖獲取更多關於這些股票的資訊和內情，另一些人則運用高速電腦選擇正確的投資組合。
在所有參賽的投資組合中，有一組別具一格。這一組合是在「集體無知」的規則下建構的，沒有專家的知識，也沒有好用的軟體，我和經濟學家安德里亞斯·奧特曼（Andreas Ortmann）都主張這種方法。
我們找了一些對股票一知半解、甚至都沒聽說過那50種股票的人。在柏林，我們隨機詢問了100位路人，男女各50人，問他們會選以上哪種股票。我們就名字最常見的10種股票列出了一個投資組合，並以「買入—持有」的方式遞上這個方案參與比賽，也就是說，自買入後，它就不能再變動。我們遭遇了熊市，這可不是個好消息。
不過，我們這個基於集體直覺的股票組合上漲了2.5個百分點。《資本》雜誌的主編是投資行家，他懂的比100名路人的股票知識加起來還多，但是他的投資組合卻下跌了18.5個百分點。集體識別投資組合上漲的百分點超過了88%的參賽者，並優於《資本》雜誌所設定的各種參數指標。
作為對照，我們還就最不為人所知的10種股票列了一個低直覺組合，它和主編的組合一樣糟糕。第二次研究的結果也大同小異，在這次研究中，我們仍然進行了性別的區分。
有趣的是，女人知道的股票較少，然而，她們憑直覺選出的投資組合賺的錢卻比男人多。這一發現印證了之前的研究：女人的財務知識不怎麼樣，可她們的直覺更好。在這兩項研究中，適當的無知比豐富的知識更有用。
在面對不確定性高領域時，為什麼「適當的無知」可以比「充足的知識」更強呢？
以下是我的理解：
假設你是一位股票交易員，你在日常中獲取大量的股票資訊，那麼在判斷哪一個股票會上漲時，你就會考慮你手中的大量資訊，你會考慮好幾個、甚至十幾個不同的因素，逐個推理，然後再做出決定。
但由於市場是充滿不確定性的，因此所有的推理都必然存在一定的誤差/錯誤，因此你每次根據新資訊來調整你的決策時，你就是在增添著你決策中的誤差。你考慮到的因素越多，誤差就越大。
相反，由於「適當的無知者」通常只用一兩個資訊進行簡單的直覺推理，例如：「我聽過這個公司名字，所以這股票應該很出名、很多人支持」。
因此就算這推理並不完美，但至少這樣的推理過程並不會進一步讓你的決策出現更多的誤差。
換言之，在面對不確定性高的領域裡，「適當的無知者」做出的直覺判斷並沒有更強，他們只是少犯錯而已。相反，是投資專家自己想多錯多，犯下太多的錯誤。
如果投資專家也使用「適當的無知者」的推理方法，亦即單純的從一兩個重要的資訊中做出直覺推理，那麼投資專家或許就不會敗下陣來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蓋格瑞澤在此書似乎忽略了一點——不是所有人在擁有豐富的知識和資訊時，都會用同一套方式進行推理。我們已經討論過，透過學習理性知識，用不同的方式來思考，是可以增進預測未來的準確率的。
但本文是談直覺的，所以我們還是回到直覺這一主題上——
有一種情況是直覺思考，是勝於理性思考的。
滿意就好
蓋格瑞澤在書中講了一個思想實驗：
到了2525年，工程師們終於成功製造了像人類一樣的機器人，它們像人類一樣活動，甚至可以繁殖。他們製造了一萬個不同種類的機器人，而且全都是女的。此外，他們還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，專門負責制造男機器人，並使其具有尋找好配偶、建立家庭和照顧小機器人的能力。
他們把這批機器人叫做第一代完美主義者，簡稱M-1。被程式化的機器人要找到最好的配偶，就得找出一千個符合目標（年齡比自己小）的女機器人。他觀察這些女性機器人所具有的五百種不同的特徵，比如能量消耗、計算速度和結構彈性。
遺憾的是，這些女機器人的個人特徵值並沒有寫在臉上；有的甚至為了捉弄M-1而將她們的特徵值隱藏起來。於是，他不得不從行為樣本中推斷出這些特徵值。三個月後，他成功獲得了每位元女機器人的記憶容量，這是他測量的第一種特徵。
然後，研究小組迅速計算了M-1選出最佳伴侶的所需時間，遺憾的是，到那時這個小組的成員都已不在人世——那個最佳配偶也已不在了。M-1下不了決心，這讓那一千個女機器人感到不安；當他開始測量第二項特徵——編號時，她們取出他的電池，把他扔進了廢料場。
小組成員們又回到繪圖板前，他們設計出M-2，因為進一步收集資訊的成本超過了收益，所以他只關注最重要的特徵，不去挖掘更多資訊。三個月後，M-2又重走了M-1的老路，甚至為了判斷哪些東西該忽略而去計算每一種特徵的效益與成本。於是，那些等得不耐煩的女機器人扯掉了他的線，也把他淘汰了。
研究小組這下相信了這則諺語：「要求太高反難成功。」於是他們又設計出G-1，G-1尋找配偶的目標是，只要她足夠好就行了。G-1的身上設定了一個期望水準。當他遇到第一個達到期望水準的女性時，他就會向她求婚——剩下的都不管了。
為確保他的期望水準不至於太高，他身上還安裝了一個反饋回路，如果長時間內都沒有女性滿足他的期望，他就會降低期望水準。G-1對一開始遇到的六個機器人都不感興趣，可後來，他向第七個機器人求婚了。因為沒得選擇，所以她答應了。三個月後，皆大歡喜，G-1結婚了，還有了兩個小寶寶。
然而，在寫總結報告時，研究小組發現，G-1卻因為另外一個機器人離開了他的妻子。在他的大腦中，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尋找自認為更好的選擇。其中一位研究成員稱，M-1永遠不會離開他的妻子，因為一開始他就選擇了最好的。另一位研究成員補充道，確實是這樣，可G-1至少有過一個妻子。該小組就這個問題討論了一段時間，然後設計出了GE-1。
就像G-1一樣，GE-1會因為找到一個不錯的妻子而高興，可是，他身上還多安裝了一種情感膠，當他遇到一個不錯的機器人時，情感膠就會釋放出來，每當他們進行身體接觸，情感膠就會將他們的情感黏得更緊。
為確保萬無一失，他們還在他的大腦中植入了另一種情感膠，他每一次與孩子進行身體接觸時，情感膠也會將他們的情感黏得更緊。和G-1一樣，GE-1很快就向女機器人求婚，然後結婚，生下三個孩子。
研究小組完成報告時，他仍和家人在一起。他或許有些黏人，但很可靠。從此以後，GE-1機器人就征服了整個地球。在這則寓言中，M-1想找到最好的，他失敗了，M-2也一樣，他們的時間都不夠。
G-1很快作出了不錯的選擇，可是很快又放棄了這個選擇。然而，愛的能力，也就是情感膠，提供了一種有力的阻止原則，結束了GE-1對配偶的額外尋找，強化了他對愛人的承諾。
讓我們想想，在現實世界中，尋找最佳伴侶會怎樣在個體的驕傲和榮譽之間造成衝突。天文學家約翰尼斯·開普勒（Johannes Kepler）身材矮小，身體虛弱，還是一個窮傭兵的兒子。
可是，因為有了驚人的發現，他被認為是一個好的結婚物件。1611年，在第一段不幸的包辦婚姻後，開普勒開始系統性地尋找第二任妻子。不像芭芭拉·布希那樣，他兩年內就尋找了十一個待定人選。
朋友們催他娶第四個候選人，那是一個有著不俗社會地位和誘人嫁妝的女人，可他仍堅持繼續尋找。
最後，這位合適人選因感覺受到了侮辱而拒絕了他。
在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中，理性人通常都是完美主義者，他們會採取「最優原則」的策略，會在獲取並權衡所有資訊後再計算出最優選擇。
但在現實世界中，你要獲取和計算多少的資訊，就要付出多少相應的成本，你需要付出時間、金錢與精力去獲取資訊，因此採取「最優原則」的策略往往會得不償失。
相比之下，讓自己僅憑直覺做出「滿意原則」的策略，則大量了節省了篩選與挖掘資訊的成本，而且確保了起碼的「收益」——至少能確保你找到伴侶。
我們曾在《快思慢想》的解讀中談到，人的其中一個非理性行為就是源自於「憑少量資訊做出過度自信的決策」，例如，你的女友發現你和某個美女通信，就立刻對你起疑心，推斷出你「已經出軌了」這一結論，於是她生氣你，和你攤牌。
丹尼爾·康納曼（Daniel Kahneman）將這種現象總結為一句話：亦即 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（簡稱 WYSIATI），翻譯是「所見即所有」或「你以為你看見了所有」。
有時候，WYSIATI 的確可能會造成極大的錯誤決策，但從演化的角度看來，任何事情在等到「完全確定」後再行動，反而是極其危險的——當原始人在森林中漫步時聽到怪聲，他應該立刻提高警惕，而不是等到野獸撲面而來時才做出反應。
同理，當你的女友發現你和某個美女通信時，立刻提高警惕、開始防範的確是個不錯的選擇，至少她不用等到你真的出軌了之後才做出反應，那時已經太遲了。
再換一個例子來看也是如此，你在經營一家公司，公司目前的運作良好，收入穩定，但忽然有一天，你從新聞中閱讀了外國的某家公司倒閉的故事，你忽然直覺的意識到，自己的公司很快有一天也會有此下場，儘管那則故事與你沒有太大的關係，你還是決定想辦法做些什麼，重新思考公司的運作方式，以降低自己面臨相似下場概率。
儘管這一直覺做出的決定背後，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根據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你的公司就快倒閉，但這一直覺所帶出來的效果，的確可能幫助你的公司更好的生存下來。
從這一角度看來我們會發現，我們的大腦並不需要理會什麼是客觀正確，僅憑少量資訊就直覺地做出決策，才是一種更理性、實際的生存策略。
所以，我們應該更多的相信直覺，少點思考，永不追求最優，對嗎？
當然不是。
你當然不要過分要求自己找到最好的，不要要求事事完美，但你應該在某系方面進行理性的思考，思考自己要如何盡可能的更好、更優。
以找伴侶為例，你與一個感到滿意的伴侶結為夫妻之後，你發現你們經常吵架，這吵架當然不是理性思考後得出的決定——吵架的根源通常也來自直覺，你一言我一語就吵了起來。那麼這時你應該憑直覺做出「以牙還牙」的反應，將關係進一步鬧得更糟糕嗎？
當然不是，你應該跳出直覺反應，你應該理性的思考如何增進夫妻的關係，思考如何解決你們的問題，你甚至應該找到相應的知識來解決問題，不讓關係惡化下去。
換言之，更好的策略是在「滿意原則」之上，在做出滿意的選擇後，再逐步加入改進，這改進通常是其他只能做出直覺反應的動物並不具備的，是需要收集一定的資訊與知識才能完成的。我稱之為「滿意—更優原則」。
每個人的大腦裡都有直覺，有計算思考，也有反思理性。心理學家將它們稱為系統一、系統二和系統三。
理所當然的，我們要做的不是只選擇其中一個來使用，不是在任何情況都只用一種，
而是要混合著使用，要全都用上，還要用在對的地方上。
–
總的來說，個體所處的領域不同、情景不同、經驗不同，直覺帶來的決策品質就會不一樣。
因此，對於「我們什麼時候該相信直覺？」這一問題，可以提供的參考只能籠統的概括為：
a)在時間、資源有限時。
b)在自身經驗豐富、且領域不太會變化時。
c)當你的刻意思考誤差太大時（當你透過沉思得出的決策表現很糟糕時）。
d)其實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絕大多數的決策都是出自於直覺地，因此，在大多數時候都選擇相信直覺是無可避免的。
當你可以採取「滿意原則」時，就選擇當下覺得滿意的那個選擇吧。
可以的話，只在需要特別努力的地方，採取「滿意—更優原則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