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是始終充滿「不確定性」的，而不確定性的另一個形容詞就叫做「混亂」。
因此，一個人若擁有駕馭、應對混亂的能力，其實就相等於擁有應對世界的能力。
這個星期要解讀的是《不整理的人生魔法：亂有道理的！》（英文版叫 Messy），作者是經濟學家提姆．哈福特（Tim Harford）是個暢銷作家，曾寫過《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》，你可能有看過他的書。
大眾通常會認為「混亂」是不好的，反之的「整齊」則是好的。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，把東西（無論什麼東西）收拾得整齊，擺放得井井有條，那就是一種美德。
而且許多人會認為，這種美德對我們的人生有莫大的幫助，能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的做事方式，會讓人更規律、有序、穩定，不少人把「整齊」與成功劃上等號。
至少，身為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（Benjamin Franklin，同時也是百元美鈔上的肖像主人）就是這麼認為的：
1726年，年輕的印刷商富蘭克林從倫敦搭船，前往費城。他在漫長的航程中想到一個點子，也就是用筆記本記錄的方式來改善自我。他希望自己能具有節儉、勤勞、真誠、乾淨等十三種美德。他計劃每週專注於一種美德的改善，養成好習慣，經過十三個星期之後，再從頭開始，如此周而復始，不斷精進。
每天，他都會反省自己所做的事，如達不到，就在筆記本劃上一個黑點。他就這樣每天檢討、記錄，數十年如一日。五十九年後，他在寫回憶錄時，用不少篇幅描述他的美德日記，更加肯定這種做法使他養成良好的習慣。
富蘭克林擁有雄心壯志，他的美德日記確實使他成為更好的人：筆記本上的黑點一開始很多，漸漸變得愈來愈少。這不足為奇，畢竟他不管下定決心做什麼，都會貫徹到底。
他終究成為史上最有名、最多才多藝的人：他發明了遠近兩用的雙焦點眼鏡、避雷針和可彎曲的導尿管；他是美國第一任郵政署長，曾任駐法大使和賓州州長；美國獨立宣言的文件也是由他簽署的。
但這個偉人卻有一個缺點一直改不了。
在富蘭克林訂立的美德目標當中，第三種就是秩序：東西要放在一定的地方，養成物歸原位的好習慣，每日按照既定計畫行事。
儘管這個目標看來簡單，富蘭克林卻老是做不好。他在回憶錄中感嘆道：「為了秩序，我實在傷透腦筋，不知怎樣才會進步。我就是改不了這個壞習慣，幾乎想要放棄了。」
富蘭克林所言並不誇張。一個學者寫道：「去他家拜訪過的人，都很驚訝，他竟然把重要文件到處亂放，有的在桌上，有的在地板上。」富蘭克林的日記和家裡都亂七八糟，即使他是有史以來最有決心的人，努力了六十個年頭，最後還是心灰意冷。
儘管如此，他仍相信，整潔與有序是最可貴的美德：如果他能改掉這個缺點，就能更令人景仰、更成功，也更有成就。
富蘭克林認為，讓自己有秩序、整齊的擺放物品就能更成功。
但作者哈福特提出質疑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？他說道：
富蘭克林顯然是在欺騙自己。他的人生已經夠豐富了，很難相信他要是能把文件、資料整理好，人生就能更成功。他會犯這樣的錯誤，不足為奇。
我們都具有想要整潔的想法，本能的欣賞秩序，認為雜亂不可能會帶來任何好處，甚至以為亂本身就是不好的。
那麼，混亂有什麼好的？
這正是此書想討論的東西，當然，這裡的「混亂」指的不只是「文件沒有整理好」，而是更廣義的混亂——無法量化、不能協調、臨時生變、不完美、不一致、不確定、不可控、不熟悉、隨機、模糊難辨、意見分歧等等的混亂形式。
我們先來談談混亂對思考有何影響。
混亂，作為一種增進思考的材料
先看看書中提到的一些有趣的研究：
哈佛大學研究人員卡森（Shelley Carson）等人以一群哈佛大學學生為受試者，測量他們過濾不必要訊息刺激的能力（亦即執行控制力）。例如你在一間客人很多、很吵的餐廳和人交談，如果你能過濾周遭的噪音，專心談話，你的注意力過濾機制則算是不錯。
研究人員發現，有些學生的注意力過濾機制比較差，他們的思考很容易被周遭的聲音和看到的東西打斷。
你或許以為這是個缺點，但研究人員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，這些注意力過濾機制比較差的人事實上比較有創意，他們之中有多位很早就顯現才華，例如已發行過第一張專輯唱片、出版了第一本小說、曾製作被全國性大報讚揚的表演節目，甚至已擁有專利等。
這項研究發現這種極有創造力的學生共有25人，而其中有22人是屬於注意力過濾機制比較弱的。
密西根大學的懷特（Holly White）與曼菲斯大學的夏哈（Priti Shah）進一步研究，也有類似發現。
他們是以注意力失調過動症（ADHD）嚴重到必須就醫的成人為研究對象。這些人就像卡森研究中的注意力過濾機制較弱的學生一樣，不但在實驗室中表現的創造力要比一般人來得強，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。
即使他們非常容易分心，然而才華洋溢，如已發行第一張專輯唱片、詩作曾刊登在《紐約客》，或是劇作已在百老匯演出。
當然，這些人並非沒有專注力，否則不可能完成傑出專輯或劇本，也寫不出詩了。
這與我們的常識是相違背的，一般我們都會認為分心是一件大壞事，但這些研究卻發現，分心與創造力有著一定的相關。
心理學家也曾以一般人為對象研究分心的問題。心理學家尼密斯（Charlan Nemeth）和關（Julianne Kwan）要受試者兩人一組看幻燈片，有些片子是淺藍的，有些則是淺綠的，然後要他們大聲說出藍或綠。
在這個實驗中，研究人員特別在每一組安排一個自己人，要此人故意答錯，例如幻燈片明明是藍的，卻說是綠的，以擾亂同一組的人。
接著，研究人員要不知情的受試者自由聯想跟「綠」和「藍」有關的字眼，像是「天空」、「海洋」、「眼珠子」。結果發現，容易被混亂訊息干擾的受試者，字詞聯想表現較有創意，如「爵士」、「火焰」、「色情」、「悲傷」、「畢卡索」。
顯然，干擾可能激發創意，讓創意泉湧。
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神經學家霍華德－瓊斯（Paul HowardJones）帶領的研究團隊進行了另一個實驗。
研究人員給受試者看一組字詞（共有三個），要求他們利用這三個字說出一個簡短的故事。有人分配到的三個字詞有明顯的關聯，如「牙齒、牙刷、牙醫」，或是「汽車、駕駛、馬路」，有些字詞乍看之下一點關聯都沒有，如「母牛、活力、星星」或「香瓜、書、打雷」。
研究人員發現，愈隨機、隱晦、困難的字詞組合，愈能夠刺激受試者說出精采的故事。
這些研究統統指向一個事實——一定程度的混亂（隨機的干擾）能提升人們的創造力。當個體受到干擾時，思緒會變得比較亂（分心），但卻也提高了個體的創造力。
但其實早就有人發現了這一事實，還利用這一點創造了一種激發創意的工作策略，並以這個策略打造了許多的經典作品。
這一策略由著名的音樂製作人布萊恩．伊諾（Brian Eno）提出，這策略能幫助音樂家突破創作瓶頸，他稱之為「迂迴策略」（Oblique Strategies）。
這一策略很簡單，他把大約一百種的隨機指令寫在卡片上，讓音樂家在創作音樂遇到瓶頸時抽卡，然後按照這些指令去執行：
傳奇歌手大衛．鮑伊（David Bowie）和帕普（Iggy Pop）在1976年找上了伊諾，邀請他製作新專輯。
錄製過程中，每當他們碰到瓶頸，伊諾就會把這副牌拿出來，發給每個樂手一張，上面有許多異想天開的指令，要他們在錄音時照著做。例如：在錄製「房客」的時候，阿洛馬（Carlos Alomar）拿到的牌叫他打鼓，但他可是世界頂尖的吉他手。
這就是伊諾「迂迴策略」中的一招，然而有必要這樣搞嗎？還有一次，伊諾站在黑板旁，黑板上寫著許多和弦，他隨便指一個，樂手就得彈奏出那個和弦，大家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彈奏下去。
這種紙牌遊戲把所有樂手都逼瘋了，伊諾應該不意外他們會有這樣的反應。他們在為伊諾錄製較早的一張專輯「另類綠種」之時，伊諾要鼓手菲爾．柯林斯在錄音室亂扔啤酒罐—他可是來自前衛搖滾團體創世紀樂團的超級巨星。
伊諾帶大家進行和弦實驗時，阿洛馬忍不住開炮了：「這是什麼鬼實驗！」提琴手豪斯（Simon House）說道：「那種和弦組合聽起來很可怕。難怪阿洛馬受不了，畢竟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專業吉他手，如何能強迫自己去彈那種亂七八糟的東西。」
奇妙的是，這種怪異、混亂的工作過程卻生成兩張七十年代最受好評的專輯——「低迷」和「英雄」，帕普也出了兩張最受推崇的專輯，即「白癡」和「生之欲」。
「生之欲」由帕普填詞、鮑伊譜曲，帕普能有這樣的作品，也是用混亂的創作策略催生出來的。「低迷」可說是流行音樂史上最大膽、創新的作品—想像泰勒絲發行了一張專輯，樂曲當中穿插了很長的器樂演奏段落，曲風陰冷、黑暗，就知道當時歌迷的震撼了。
伊諾在近幾年依然活躍，他還幫助過酷玩樂團（Coldplay）製作出他們最受好評的專輯之一（Viva la vida）。
另外，伊諾還特地為非音樂家製作了另一個版本的「迂迴策略卡片」，給想要突破創作瓶頸的人。
但為什麼注意力分散、隨機的干擾，或者說混亂本身，能為人們帶來創造力呢？
在我（哈福特）和伊諾坐的小圓桌上有個小巧的黑盒子，裡面擺放的就是伊諾當年製作的卡片。他搖搖盒子，抖出卡片，抽出一張，上面寫的是：「水」。這樣的卡片提示，對錄音室裡的樂手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呢？
伊諾丟出幾個建議，也許大家該休息一下，喝個水；有個樂手說，音樂太僵化了，要變得行雲流水；另一個則抱怨說，音樂太拖泥帶水。無論如何，重點是，這樣的卡片強迫大家用全新的角度看事情，並從那個角度去深入細察。
一位吉他大師回憶道：「我抽了一張卡片，上面寫的是：『像園丁那樣思考』。在那當下，你覺得從目前的情境被抽離。我想那就是伊諾的目的。這就像你腳痛，有人給你一巴掌，你的腳就不痛了。於是，我開始想，我要怎麼做，才能讓東西長出來？於是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錄音的過程。我從自己的吉他去發展，就像播下種子，悉心照顧、澆水，讓它成長。」
他繼續說道：「雖然這種做法不見得每次都有用，老實說，我因此不得不離開舒適圈，然而我也得放下當時的挫折，從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。雖然我不喜歡那樣的觀點，但我再回到工作的時候，我發覺自己已經不一樣了。」
簡而言之，混亂造成的「隨機的干擾」能迫使人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思考，強制人們「跳出框框思考」（think outside the box），以突破眼前的瓶頸。
那是不是說「隨機的干擾」造成分心就一定是好事呢？
當然不，分心會激發人的創意，但將創意轉換成現實還是需要依賴專注的。況且，並不是所有跳出框框的東西就是好東西，畢竟創意也是有好壞之分的（有機會再與你分享在這一方面的觀點）。
但無論如何，我們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，亦即混亂的確可能帶來創造力。
那麼這一結論是否也適合用在團隊的身上呢？
混亂，作為一種另類的合作方式
一個團隊最重要的是什麼？
你可能會首先想到團結、凝聚力、良好的溝通之類的，這些的確都沒錯，尤其是在那些講求一致性的任務上，例如，划船隊伍就必須擁有很好的團結力，畢竟划船的隊員如果每個都各自劃各自的話，是可能會翻船的。
以划船的角度來看，隊員越是團結，划船的速度越快，勝利就越是靠近。
但問題是，這一邏輯是無法通用到所有的任務上的。
以著名的數學家艾狄胥（Paul Erdös）為例，他是科學史上論文產量及合作對象最多的人：
艾狄胥自三十年代開始雲遊四海，穿梭於學術研討會，合作網絡遍布全世界。他居無定所，靠各地的數學家提供他食宿，他則以研究上的指導做為回饋。很多數學家碰到瓶頸，不知該怎麼解決，就會和艾狄胥討論，就此茅塞頓開。
與艾狄胥合作發表過論文的人很多，受他啟發的人更多，普渡大學有位數學家因此用「艾狄胥數」（Erdös number）來定義每一位數學家與艾狄胥的關係：艾狄胥本人的「艾狄胥數」是0，而曾與他共同發表過論文的人，「艾狄胥數」則為1。
「艾狄胥數1」的數學家共有507人，如果你曾與這些數學家共同發表過論文，你的「艾狄胥數」為2，以此類推。目前「艾狄胥數」等於或小於3的數學家已超過40,000人，加上「艾狄胥數」大於3者，就形成一個以艾狄胥為中心、極其龐大、不斷延伸的研究網絡。
因此，艾狄胥在數學界的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。艾狄胥對前來求教的數學家可說來者不拒，這些數學家跟他腦力激盪，很快就完成論文。如果沒有艾狄胥的指引，這些論文恐怕要胎死腹中，於是他們將艾狄胥列名為共同作者。
在長達六十年的研究生涯中，艾狄胥每六個星期就與其他數學家發表一篇論文，最多產的一年是1987年，這一年他已七十四歲，總共發表三十五篇論文，差不多每十天就換一次合作夥伴。
艾狄胥沒在任何一所大學系所任職，甚至四海為家、居無定所。他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，只要有人請他到家裡作客，提供食宿，他就願意待個幾天，與主人討論數學問題，然後換下一個地方。他有一句名言就是：「另一個屋簷，另一個論證。」他的行程非常緊湊，如謝克特（Bruce Schechter）在艾狄胥傳記中的描述：
從布達佩斯到莫斯科，然後到列寧格勒，回到莫斯科，之後經由伊爾庫茨克和烏蘭巴托到北京。他在北京待了三週，和老朋友敘舊⋯⋯然後搭機到上海，上了開往杭州的火車。接著搭機到廣東，然後坐火車到香港，再飛到新加坡，最後抵達澳洲。
這是在六十年代，「甚至不是特別忙碌的一年」。
艾狄胥的行程非常緊湊，他時常遊走於各國之間，到不同的數學家家裡作客，一同腦力激盪，攻克不同的研究問題。他與其他數學家的合作方式，可以說是幾乎不要求什麼凝聚力和團結，只要你問出了一個好問題，我就會前去與你合作，來個思想碰撞。
同樣是合作，但划船隊伍與艾狄胥所需的合作模式可謂天壤之別，前者講求的是「一致性」，大家必須有一致的節奏、一致的觀點、一致的目標，你最好不要做一些與大家不一致的行為，這種合作模式被稱為「結合」。
而後者講求的其實就是「多樣性」，你我無需一樣，無需相似，甚至無需有深交，我們也能夠產生思想上的碰撞，這種合作模式被稱為「橋接」。
多樣性是什麼？
其實就是另一種帶有褒義的混亂形式。
那麼，那些即不是科學家，也不是划船隊員的團隊，適合哪一種合作模式呢？
答案是：兩者的混合體。
團隊如何推出有高度創意又能受到市場歡迎的產品？
知名社會學家德．凡恩（Mathijs de Vaan）、史塔克（David Stark）與韋德瑞斯（Balázs Vedres）從電玩產業找答案。他們發現電玩產業自八十年代末開始發展，可供分析、研究的資料很多，於是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資料庫，蒐集了從1979年至2009 年間推出的電玩遊戲和參與的藝術家、程式設計師等資料，總計包括12,422種遊戲及139,727人的電玩專業人才資料庫。
這種研究方法最大的優點，是研究人員可以透視合作網絡的動態。一般而言，社會學家在分析人際網絡時，檢視的是網絡成員在某一刻的關係。然而，上述那三位社會學家可從電玩遊戲產業資料分析，了解不同遊戲設計人員與工程師團隊的組成。
研究人員還可查詢銷售資料和重要評論，為每一個遊戲建構詳細的圖像，辨識出一百種以上的風格元素—如遊戲敘事採第二人稱或第三人稱、2D或3D、屬於射擊遊戲或飛行模擬器等。簡言之，他們因而得以了解最好的遊戲（即風格展現十足的創意、備受好評，而且能夠大賣的遊戲），以及設計團隊的結構。
以團隊結構而言，有時要推出一款厲害的遊戲就像訓練一支划船隊伍，需要「結合」：成員必須專注、信賴、承諾。團隊成員必須很快認識彼此，容不下任何背叛，也不歡迎來插花的。
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要推出讓全世界玩家風靡的遊戲也像寫數學論文，需要「橋接」，也就是不同點子的靈活組合。究竟這些社會學家的分析結果為何？最成功的團隊是結合緊密的團隊？還是善於往外擴散與連結的網絡？
德．凡恩、史塔克和韋德瑞斯發現，最棒的遊戲是多個團隊一起打造出來的。工作網絡包含好幾個小組，每一個小組的成員已有多次合作經驗，因此互相認識、彼此信賴，也願意投注心力，長時間為共同目標努力。然而，各小組之間的差異很大，過去做過的案子也截然不同。
這就不是傳統的「橋接」，亦即一個組織嚴謹的理念從一組傳到另一組，然後運用在新的脈絡之中。研究人員發現兩、三個經歷不同、成員關係緊密的團隊（有如兩、三路人馬）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期，才能摸索出合作的方式，創造出新的東西。
其實，各團隊之間的認知差異也是優點，並非只有關係緊密的團隊才能創造出了不起的東西。
我的理解是，擁有多樣性但又不缺失凝聚力的組織的生產力是最高的，他們可以因為彼此的認知差異而產生出火花，又因為各自小組的凝聚、團結力而能夠將創意轉化為好產品，將想法變成現實。
另外，這或許也部分解釋了一個常見的企業問題，當初創的時候大家做出來的產品非常的棒、非常的創新。但人類畢竟是社會性動物，當時間久了之後，企業內部的人在多次合作後認知差異逐漸磨合、減少，多樣性漸漸失去作用，最後趨向同化（也驅逐了異見分子），也就難以再次做出更好的創新了。
事實上，地球和其他星球其中一個最大的差別正是在於地球的「混亂」，無論是火星、水星還是木星，內部所擁有的元素都沒地球般多樣性——地球剛好在適居帶之內，還有大自然的多樣性才讓物種得以誕生、繁衍。
人類的社會也不例外，哈富特舉出了許多的例子，例如，一個國家的經濟若能兼容多樣性，出口和入口多種不同的物品，通常就意味著其有更健康的經濟體、更長時間的繁榮；一個擁有多種不同產業的城市，其創造力也會更加的強大，例如著落於美國舊金山的矽谷。
哈福特的這些舉例和觀點，讓我不禁思考。
人類社會是充滿多樣性的，正是這種多樣性衍生了繁多的可能性，而「繁多的可能性」在我看來，其另一個意思就是不確定性、隨機、混亂。（因為世界若只有單一可能的話，就意味著一切都是確定的了。）
世界始終是混亂的，無論是遠古時期還是近代都是如此，原始人無法確定幾時會風雲變色，幾時會遇上豺狼餓虎；近代人無法確定下一個馬雲是誰，下一個破產的企業是哪一個。
於是，人類發展出了兩種應對混亂的策略，這兩種策略可以引導我們思考自身該如何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。
兩種應對世界的策略
第一種策略叫做「計劃」——計劃文件、計劃人生、計劃土地、計劃農場、計劃森林、計劃市場等等。
所有這種「計劃」背後的目的就是一種試圖降低混亂的嘗試，一種把不確定性變為確定性的嘗試，當你計劃好文件的擺放、格式時，你也消除了到處擺放文件的混亂感，也消除了同事之間偏好不同的格式所帶來的不確定性、多樣性；你計劃人生是因為想要在有許多可能性的未來裡，找到一個肯定的方向前進，消除不確定性；農民把原本具有多樣植物的土地燒光，種植單一的農作物以獲得更有把握的收入。
這種計劃行為也包括「方程式化」，科學家會創造出方程式來描述物理、化學、生物，以準確的預測萬物的規律，消除人類駕馭事物的不確定性；氣象學家試圖用複雜的計算法來消除天氣預測的不確定性；投資者試圖用大量的數據分析，以消除投資的不確定性；科學家試圖用複雜的演算法來創造更高級的人工智能，以消除機器自動化失誤的不確定性（如減少自動駕駛失誤、圖像辨識錯誤）。
總之，無論是「計劃」還是「方程式化」，都是人類試圖將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的一種努力，是降低混亂，提高可控的一種努力。
另一種策略則是完全相反的，叫做「即興」（或應變）——即興的工作、即興的生活、即興的決策。
書中提到許多關於「即興」的例子，例如，金恩博士（Martin Luther King Jr）的經典演說「我有一個夢」就是在演說途中放棄稿子，即興創作而生的。
西洋棋冠軍卡爾森（Magnus Carlsen）最擅長的棋術，就是特地製造混亂的棋局，讓對手深陷連他自己都覺得非常混亂的棋局之中，再憑藉自己過人的即興發揮來擊敗對手。
「即興」是一種與混亂共舞的嘗試，有時也常被稱為「自由」，讓市場自由的交易以促進物品的多樣性，讓森林中不同的植物自由的生長以促進生物的多樣性。
「即興」依賴的並非方程式，而是「直覺」，許多專家都認為自己在面對複雜和混亂的世界時，依靠直覺做出判斷會比電腦的模擬計算來得準確；許多生意人、投資者在面對複雜的市場時，也相信自己的直覺會比數據正確。
但心理學家菲利普．泰特洛克（Philip E. Tetlock）的研究指出，專家們憑直覺做出預測的準確率和隨機率其實差不多，換言之，專家的預測並不比讓猩猩丟飛鏢做出的預測來得準確。
無論如何，「即興」的策略並不試圖消滅混亂，而是嘗試駕馭混亂、與混亂共舞，甚至有時還會特意增長混亂。
那麼，用哪一種策略來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，效果會更好呢？
除極少的特殊情況之外，在大多數情況的答案均是——兩者之間。
德國心理學家吉格倫澤（Gerd Gigerenzer）蒐集了許多簡單的經驗法則，證明這樣的法則常常勝過複雜的決策方式，儘管從理論來看，絕大多數的人認為複雜的決策方式比較好。由此可見，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分析能力與判斷力。
一般認為雪崩難以預測，它關係到降雪、溫度、坡度等因素的交互作用，這樣的作用既微妙又複雜，野地中的滑雪者一不小心就會陷入險境，遭大雪活埋。但其實，雪崩的風險可利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評估，也就是檢視幾個「明顯的線索」，就像清單一樣容易記住。讓人意外的是，依據這張清單上的線索來推斷，準確度很高。
例如在過去48小時內，該地區是否出現雪崩？雪的表面是否有溶化的跡象？過去48小時內是否有新的降雪或下雨？如果上述「明顯的線索」出現了好幾個，滑雪者就應該盡量避免在那個斜坡滑雪。美國研究人員以 751件雪崩事故進行調查研究 ，在大多數的事故當中，已出現多個危險因子，因此「明顯的線索」有助於避免遭到大雪活埋的悲劇。
如果我們可利用簡單的規則來預測雪崩，也許也能用一樣簡單的方式來診斷心肌梗塞？
設想一個病人因為劇烈心絞痛來到急診，如果病人在心肌梗塞早期階段，則必須把他們送到心臟科接受治療。但氣球擴張術、支架植入術或動脈繞道手術費用昂貴，也可能很危險，畢竟醫院是抗藥性細菌傳播的溫床，而且有些病人上腹部悶痛其實只是消化不良，吃個胃藥，臥床休息就好了。心肌梗塞能做的檢驗很多 ，也可利用種種方式來診斷。
密西根大學由葛林（Lee Green）領導的團隊研究醫師診斷心肌梗塞的決策，發現醫師往往因為過於小心而誤診，把沒有心肌梗塞的病人轉到心臟科，而真正心肌梗塞的病人卻沒診斷出來。誤診率之高，有如用擲骰子決定一般。
研究人員於是發展出一套複雜的臨床診斷指導原則，包括機率表和一個小巧簡便的計算機。首先，醫師必須幫病人做幾項檢驗，查看機率表，再把數據輸入計算，就可估算出病人必須到心臟科接受緊急治療的機率有多少。
依據這個指導原則，心臟梗塞偽陽性的病例大幅減少，至於真的得了心肌梗塞卻沒診斷出來的偽陰性則稍有增加，整體來看，診斷的正確性還是提高不少。這雖是痛苦的取捨，但醫療總是充滿取捨，難以盡善盡美。更大的問題是，這一套臨床診斷指導原則過於複雜，很多醫師不願採用。
於是葛林及其研究團隊發展出一種簡單的決策樹，去除診斷表上那些煩人的細節，把焦點放在幾個明顯的線索。這種決策樹只問三個問題：首先，病人的心臟圖是否出現某種異常型態？如果是，則直接把病人送到心臟科接受治療。
如果答案為否，則繼續下一個問題：病人的主要陳述是否為心絞痛？如果不是，那就不必接受冠狀動脈治療；如果是的話，醫師就得仔細檢查了，看病人是否出現某些明顯線索—這樣的線索共有五個，只要出現任何一個，就得送病人到心臟科接受進一步的治療。
這種決策樹很簡單，可寫在一張明信片大小的卡片上，不需利用計算機。令人訝異的是，依據此決策樹所做的診斷，正確率要比上述複雜的診斷指導原則來得高。
幾乎所有真的得了心肌梗塞的病人都能診斷出來，偽陽性病例也變少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情況緊急下，能節省診斷所耗的時間和精力，因此醫師都覺得很讚，願意使用這種決策樹。
還有另一例子就是用「簡單且切中要害的方程式」來預測葡萄酒的品質，結果證明，一個只有三個參數的方程式，竟然能比世界最頂級的專家更準確的預測葡萄酒的品質。「簡單且切中要害的方程式」能夠勝過「專家的經驗法則」，這一點在《快思慢想》一書中也有提到過。
但這樣也就算了，更有違直覺的是——為什麼簡單的方程式也勝過了看似更全面的「複雜方程式」呢？
哈福特說，這個問題就是統計學上所謂的「過度擬合」（overfitting）， 亦即使用過多的參數，對歷史資料做了過多的解釋，導致預測錯誤。可以視為違反了奧卡姆剃刀原則。白話來說，就是做出了多餘的計算。
這一事實可以如何用在日常生活上呢？
心理學家柯深邦（Daniel Kirschenbaum）、韓福瑞（Laura Humphrey）與馬立特（Sheldon Malett）招募了一群大學部的學生進行實驗。他們為這些學生設計了一個短期課程，以增進其讀書效率。
學生隨機分成三組，研究人員介紹簡單的時間管理技巧給控制組的學生（如每半小時或一個半小時休息5至10分鐘），其他兩組則除了時間管理技巧的傳授，還特別指導他們如何計劃時間。
「每月計劃組」的學生必須擬定目標和訂立長達一個月的讀書計畫，而「每日計劃組」的學生則必須每日訂立目標和計畫，「無計劃組」的學生則無需制定目標和計劃。
研究人員原本以為，計劃組會比對照組來得成功，而日計劃組因為目標可量化且容易達成，效果應該比月計劃組來得好。結果讓研究人員非常驚訝。
日計劃組的成效簡直一塌糊塗。這一組的學生，原本每週讀20個小時，到了課程結束時，每週只花8個小時。無計劃組則一樣糟，一開始每週讀15個小時，到了課程後段則減為10小時。月計劃組則是勝利組，每週平均花25個小時讀書，到了為期十週的課程接近尾聲時，甚至願意花再多一點的時間。
月計劃組比較有努力的動機，在功課上所花的時間約為日計劃組的兩倍。研究人員之後繼續進行長達一年的追蹤，發現這些學生的讀書方式的確對成績有影響：月計劃組的學生成績表現大有進步，沒有計劃的學生沒有進步，至於日計劃組的學生成績則退步了。
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研究人員提出兩個理論：一是日計劃組可能因為計劃太花時間和氣力，不少學生很快就放棄了；二是日計劃組的學生發現自己一再落後，不久就失去努力的動機。雖然這兩個理論都有道理，問題是：為什麼日計劃組的學生無法落實計畫？
答案是，日計劃組的學生常常無法應付突如其來的事件，像是感冒、需要待在家裡等修水管的工人上門、朋友突然打電話來說他要來找你等，也就是所謂的計畫趕不上變化。如果你訂立的是長期計畫或者沒有計畫，時間的運作就比較有彈性，能設法彌補。
重點並不是在做不做計劃，而是有沒有適度的計劃，並保留一定的彈性來讓自己即興的做決定。這一結論與「簡單且切中要害的方程式」如出一轍，你一樣需要設定一個具體、重要的目標，但你不能設計過度複雜的目標，也不能漫無目標的依賴本能行事。
綜合以上，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結論——面對混亂、不確定性的世界裡：
我們同時需要「計劃」與「即興」，重點在於適量。
你需要有具體的計劃，但不是沒有任何彈性的計劃，而是可以有轉變餘地的計劃。
就如同準備一場演講一樣，如果你只想跟著早已計劃好的稿子念，效果一定會很生硬，但如果你完全沒有準備稿子，你則很可能講得不知所云。
也如同時間管理的實驗一樣，如果你只是做一個簡單的計劃，會比你把每一天都計劃好來得有效率。
也如同駕駛汽車一樣，你需要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裡，但駕駛途中你必須根據周圍的變化行駛。
又如同你應該計劃未來的目標，但你不能限制自己每一步都只按照計劃行事，你必須根據周圍世界的變動做出應有的調整，才可能達到目標。
這一道理可以延伸到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上。
而當你開始逐漸掌握「計劃」與「即興」的折中點——
你也將會漸漸的掌握應對這混亂的世界的能力。
最後來個小結：
1.分心和專注是可以共存的，只要不是在同一個時間點上，分心（來自隨機的干擾）能激發創意，而專注則能把創意付諸於實現。
2.組織是可以同時有不同的合作模式的，組織裡有不同認知差異的小組能激發創造力，小組各自的內部成員需要團結以獲得執行力。
3.計劃和即興是可以同時擁有的，應對混亂的世界，有計劃也有即興的應變能力才能達到目標。
4.不是說混亂就好，也不是說整齊沒有用處，而是要掌握到兩者的「度」。這一個「度」的掌握可以透過對生活的各方面思考，得到提升。
5.另外，這本書若和《反脆弱》一起看，會發現兩者其實有許多的異曲同工之處。
P.S.: 雖然有個小結，但書中還有許多有關「混亂」能如何改善生活的亮點，是無法在此一一細說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