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有人向你介紹自己時說：「我是小張，我喜歡從眾，也總是隨大流。通常情況下，我都不會花時間去自行判斷是非，我知道只要跟隨多數人的決策就對了。」
你肯定會覺得此人很難有出息，沒有個性，而且心頭難免對他產生鄙視之意。
但如果你在街上看見某家小食店的顧客大排長龍時，你卻不會鄙視那些排隊的顧客，儘管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也是「隨大流」的排隊，你甚至會參與一份，或至少感到由衷的好奇：「真的有那麼好吃嗎？」
這意味著，我們對於「從眾」的概念是很矛盾的，我們一方面認為從眾這詞是帶一些貶義的，另一方面我們又無法抑制自己的從眾意願，當同事們異口同聲的說午餐要吃快餐時，你就算不怎麼想吃快餐也不會提出異議。
所以現實世界的情況是這樣的——我們在表面上認為從眾行為是帶貶義的，至少並非值得讚賞的，但具體到個人行為時，我們又在大多數場合之中選擇了從眾。我們口頭上欣賞的獨特個性，無畏的叛逆精神，反而才是日常少有的。
原因在於，從眾能讓我們減少許多麻煩，降低不必要的摩擦，一個人就算一輩子都只懂從眾也沒什麼關係，從眾者一樣能過上不錯的生活。
但我認為，人生之中，好歹也要有一次轟轟烈烈的叛逆。
有策略的叛逆。
在闡述我的觀點之前，我們必須先對「從眾」有個比一般深入的理解。
從眾者生，叛逆者亡
在上個星期的文章中，我多次提到阿倫森（Elliot Aronson）所著的《社會性動物》這本經典的社會心理學著作，這本書裡的其中一個重點內容就是「從眾」，書中提到的一個與從眾有關的趣事：
突然有人開始跑起來。
在這一刻，他很可能是想起了與他的妻子有一場約會，而現在去赴約已經太遲了。別管什麼理由，他在百老匯大街上向東跑去（或許是奔向瑪瑞摩餐館，一個男人最喜歡與自己的妻子約會的地方）。
另外一個人也開始跑起來，可能是一個心情不錯的報童。又一個人，一位儀錶堂堂的公務人員，也是一路小跑。在10分鐘的時間裡，從聯合倉庫到法院大樓，商業街上的每一個人都在奔跑。
一聲嘟囔逐漸演變成一個可怕的詞——「堤壩」。「堤壩決口了！」這種恐懼被人講了出來，這個人可能是電車裡的一位瘦小的老婦人，可能是一位交通警察，也可能是一個小男孩；沒有人知道他是誰，而且現在這一點也並不重要，兩千多人一下子全都逃了起來。
四下響起了「向東跑！」的喊聲，向東跑就可以遠離那條河，向東跑就會安全。
「向東跑！向東跑！」一個目光嚴厲、神情堅定、身材瘦削的高個子女人，沿著街心從我身邊向東跑過。儘管大家都在叫喊，但我仍然不能確定到底出了什麼事情。
我奮力追上，與她並行跑著，儘管她已經快60歲了，但從她那輕盈優美的奔跑姿勢中，看得出她身體棒極了。
「怎麼回事？」我氣喘吁吁地問道。
她迅速瞥了我一眼，又繼續將目光投向前方，稍稍加快了步伐。「別問我，問上帝去吧！」她說道。
當大家一起開始逃跑時，你很可能也會本能的開始逃跑，儘管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事實上堤壩是否又真的決口，這種本能般的反應就叫做「從眾效應」（也稱「羊群效應」）。從眾效應帶來了許多演化上的優勢：
你在原始部落的家中睡著午覺，忽然有人說狼來了，部落的人們開始逃跑，這時你應該做的當然不是去驗證「狼來了」的真實性，也不應該去計算狼來了的概率是多少，而是拔腿就跑，儘管到頭來可能是虛驚一場，浪費了體力，但如果事情真發生了，那你浪費的就不僅僅是體力，而是性命。
從眾也與資源的獲得有關，當部落的同伴們告訴你，東邊的森林有許多的水果可摘時，你最好選擇相信，而且要趕在他人之前去親身驗證一下，以避免吃大虧，喪失了獲得的資源的機會。
還有，從眾也與人類社會協作有關，從眾的行為可以讓人類群體共同朝同一個方向努力，無論是組建一個部落、住在同一座城市、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從眾效應都為群體團結一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反之，如果有人不論任何情況都選擇堅持不從眾，那麼到最後吃苦的很可能是自己。例如，若你駕駛時不隨大眾遵守同一套交通規矩，那麼出現車禍、死亡的概率就會很高；如果你不願意隨大眾一起團結合作，那麼你就會在生活中孤立無援。
除此之外，神經科學方面也提供了證據，人類的大腦為群體社交做了很多準備，當他人孤立我們、討厭我們時，我們會覺得痛苦不堪——而「從眾」這一行為選項，恰恰是社交上最保險的選項，從眾起碼能讓你處於不會得罪人之地。
但以上的例子都只從「獎賞或懲罰」這一角度解釋了從眾效應，而實質上除了「獎罰」的原因之外，從眾背後還有其他有趣的原因，我們會再談到這一點。
總而言之，從眾行為至少在許多情況上是合理的，而且這些行為都可被稱為「人之常情」，並不讓人覺得奇怪。
奇怪的地方在於——就算當群體的決定明顯錯誤時，也會有人為了從眾而跟隨群體做出錯誤的選擇。
從眾效應的威力有多大？
大到能讓人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」的程度，《社會性動物》裡提到了一項經典實驗：
所羅門•阿希（Solomen Asch）設計了一項經典的實驗，假定你置身於下面的情境中:你自願參與一項知覺判斷實驗。
你和其他四個被試一起走進一個房間，實驗者向你們所有的人出示了一條直線（直線X）。同時，他又向你們出示了用於比較的其他三條直線（直線A、B、C）。
（點擊放大） 你的任務是判斷另外三條直線中哪一條與直線X長度最接近。看上去，這種判斷對你來說是非常容易的。很明顯，直線B是正確的答案，而且當輪到你回答的時候，你也會確定無疑地回答直線B。
但現在還沒有輪到你回答。輪到的是一位年輕人，他仔細地對那些直線進行觀察，然後回答道，「直線A」。你張大嘴巴，吃驚地望著他。「即便是傻瓜都看得出是直線B，他怎能認為是直線A呢？」你暗暗地對自己說，「這人要麼是個瞎子，要麼是瘋了。」
現在輪到第二個人回答了。他同樣選擇了直線A。頓時你感到自己就像是愛麗絲夢遊仙境。「怎麼會這樣呢？」你又默默地問自己，「難道這兩個人都是瞎子或瘋了嗎？」
接下來輪到另一個人，他也回答，「直線A。」你又看了一眼那些直線。「或許真正瘋了的是我自己。」你默獻念叨。現在輪到了第四個人，他也判斷正確的是直線A。最後，輪到你了。
「嗨，當然是直線A，」你確定無疑地說，「我早就知道答案了。」
這就是那些大學生們在阿希實驗中所經歷的那種衝突，正如你所猜到的，先回答問題的那幾個人是實驗者的幫手，他被要求在實驗中做出錯誤的回答。這個知覺判斷本身是非常容易的。如果在沒有群體壓力的情況下，讓這些被試單獨對各種長度的直線進行判斷，他們幾乎不會犯任何錯誤。
的確，這項任務太容易了，從物理特徵上看清晰明確，因此阿希本人確信即便有人真的會屈從於群體壓力，數量也會相當少。但是他的預測錯了。
在所進行的12輪判斷中，面對著大多數同學所做出的不正確回答，大約有3/4的被試至少一次出現了從眾，做出了錯誤的選擇。在對所有的判斷進行分析時，我們發現在阿希幫手們的影響下，被試所做出的全部回答中遵從錯誤判斷的平均比例為35%。
但所羅門•阿希是在50多年前進行這項經典實驗，儘管他的這些結論具有權威性，但今天的美國大學生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，他的這些發現是否依然有效嗎？
尤其是，隨著電腦和網際網路的出現，我們已經變得越來越老練，因此不太容易受到這類群體壓力的影響。
但事實卻並非如此，這些年來，阿希實驗已經被無數次成功地重複。就在幾年前，在國家電視臺進行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展示中，安東尼•普拉特坎尼斯（Anthony Pratkanis）準確地重複了阿希在50年前所做的實驗。
普拉特坎尼斯實驗中的被試們都是非常老練的大學生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自己不是從眾者。結果，這項實驗的結果與阿希實驗幾乎完全一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阿希實驗是以一個非常清晰的問題（哪一條線一樣長）來進行提問的，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也有大約有3/4的被試至少一次出現了從眾，選擇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錯誤判斷的平均比例就已經高達35%。
而你我都知道，現實世界的多數重要問題都不會像「哪一條線一樣長」這麼簡單清晰，因此我認為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從眾效應影響（如果群眾是錯的）而做出誤判的可能性，或許比阿希實驗的結果更高。
但你或許已經注意到了，這項實驗還有1/4的被試沒有出現一次從眾行為。這不免讓人好奇，什麼樣的人較少受從眾效應影響？什麼樣的情況下，從眾效應會被減弱？
不同的時空，不同的從眾
阿倫森發現，因個體的差異、環境的差異、事件的差異、群體的差異，人們會因而產生不同的從眾程度。
例如，當群體保持一致，每個人都說出錯誤的答案時（選擇了A線），從眾的程度最大，而且只要群體保持了一致性，那麼無論這群體是由三人還是十六個人組成，都能夠讓個體最大限度的從眾。
但如果在個體回答問題之前，哪怕群體裡面有一個人說出正確的答案，都可以大大的降低個體從眾的程度。事實上，就算群體裡面的異議者給出了另一種錯誤答案（選擇了C線），也能夠降低個體的從眾程度。
所以當你的同事異口同聲說要吃快餐時，你很可能會答應。但只要裡面有一個人表達不同的意見，你就很可能也發表自己的意見。
另外，與低自尊的人相比，擁有高自尊的人會表象出更高的獨立性、較少從眾。但就算是低自尊的人，如果問題是出自他比較有信心的領域的話，他的從眾程度也會降低。反之，如果你對某個領域的問題感到非常陌生，甚至從未接觸過時，你就會更傾向於從眾。
當然，施加壓力的群體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從眾效果，如果你身邊有一群醫生表態說大量吃糖能降低糖尿病風險，並勸你也一起這麼做時，你可能會選擇從眾。但如果他們只是一群小孩子時，你一定會認為那是惡作劇。
文化方面也會造成從眾程度的差異。與個體主義社會（例如，美國和法國）相比，從眾現象在集群主義社會（例如，日本、挪威和中國）更為盛行。
所以綜合以上，如果你擁有較高的自尊心，信奉個體主義，處於有異議而非高度一致性的群體，無需面對權威，而且問題剛好出自你熟悉的領域時，你從眾的可能性就會大幅降低，獨立性大幅提升。
但這樣的結論可操作性不大，我想到的更簡單的方法是——在思考決策時，假設一下是群體錯了，或假設你無需在乎群體對你的看法，就能夠有效降低自身的從眾程度。
這其實是一種理性思考的方式，認知心理學家基思·斯坦諾維奇（Keith E.Stanovich）就有提到過，僅僅是要求決策者「想一下事物的對立面」，就能讓個體的決策更理性、更正確。我在這篇文章解讀過他老人家的著作。
但為什麼我們要讓自己變得不合群呢？
為什麼要當一個叛逆者呢？
叛逆者優勢
叛逆者的第一優勢，是進步、高回報和告別平庸。
正如上面所提到的，從眾效應能蒙蔽一個人的眼睛，讓他無法看清擺在眼前的事實，那樣的情況可完全談不上是件好事。群體共同釀成的錯誤可以很嚴重，納粹的歷史可以告訴我們這一點，至到希特勒死後，納粹的一致性被打破，從眾效應退去，將領們才如夢初醒，才逐漸的意識到自己以前的殘忍行為是不應該的。
但如同你所注意到的，不受從眾效應影響（或受到較少影響）的「叛逆者」是存在，納粹之中也有少數的英雄幫助過猶太人逃離大屠殺。在群體是錯誤的情況之下，「叛逆精神」就顯得尤其重要了。
但當一個叛逆者比當一個從眾者難多了，因為當一個叛逆者是需要面對高風險的，幫助猶太人逃離大屠殺的英雄們如果在當時被逮著，結果會如何？
死路一條啊。
這種情況一樣出現在現代社會之中——做出顛覆式創新的企業家無不是叛逆者，成功時自然是得到讚揚的，但失敗的話就是血本無歸；做出革命性政策的政治家無不是叛逆者，如果政策成功那當然很好，但如果政策失敗，那就得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。
也正是因為叛逆者具有高風險，所以其獲得的回報也是相對高的。當一個從眾者相對容易得多，面對的風險很低，所以從眾者是多數的，叛逆者是少數的。
但正正是這種少數的叛逆者推動了文明進步，叛逆固然有帶來失敗與損失的時候，但如果每一個人都選擇了從眾，文明就會停滯不前。
《硅谷百年史》這本書就有提到，在繁衍出大量IT品牌的「硅谷」（Silicon Valley, 聚集著谷歌、臉書、蘋果等公司的地區）還未誕生之前，硅谷地區就已經聚集了許多美國的叛逆者，這些叛逆者之中有嬉皮士，有科技極客，也有政治抗議者。
該書的作者認為，正是硅谷聚集了許多這些叛逆者，才有今天的成功。
叛逆者的第二優勢，是能產生更實際、更高準確度的團隊。
如果你的團隊裡面具有叛逆精神，允許他人提出自己的異議，而非過度要求一致性與凝聚力，那麼，你的團隊很可能會做出更明智的決定。
之前解讀過的《不整理的人生魔法》一書之中，就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，很好的反映了從眾者和叛逆者之間的差別：
知名社會學家哈林頓（Brooke Harrington）曾在九十年代對加州的「證券投資俱樂部」進行研究。那時，股市大好，媒體瘋狂報導，很多投資人都參加投資俱樂部，學習選股，共同投資。
這種投資俱樂部就像讀書會，並非純然為了社交 ，由於成員投資的現金加起來很可觀，必須制定正式的管理規章。
哈林頓發現，由親朋好友組成的俱樂部投資績效，不如成員關係較疏遠者，例如透過工作認識的人，後者只在例行月會碰面。哈林頓親自去這些月會觀察，以了解為什麼會如此。
她發現，如果一個俱樂部是由親朋好友組成，聚會通常是為了維繫情誼，而非挑選最好的個股。例如有一個俱樂部決定不買龐巴迪（Bombardier）的股票，因為有一個成員認為這家公司也製造戰機。其實，龐巴迪是交通運輸設備跨國製造商，主要產品為民航機、高速鐵路機車等。
然而，因為有人對這家公司有成見，其他人就不再深入了解這家公司是否製造軍機。有一位成員說：「用不著為了追根究柢而傷感情。如果有人反對，那就算了。」
哈林頓說，這種俱樂部為了團體和諧，常選錯股。至於社交較不熱絡的投資俱樂部，如果一家公司真的不夠好，成員就會用表決的方式否決該投資案。親朋好友組成的俱樂部因為希望避免衝突，碰到傷腦筋的問題，只能拖延，說道：「下次再說吧。」因此現金幾乎都是集資而來，投資獲利的部分較少。
反觀在社交較不熱絡的俱樂部，成員就不會這麼說了。例如，投資組合協會（Portfolio Associates）裡的一個成員對建議個股的說明不夠清楚，另一個人就會說：「這樣不成，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料和分析。」提出建議的成員反擊道：「這簡直是雞蛋裡挑骨頭，我已經花了很多心血了。」於是現場氣氛變得劍拔弩張。但不久，這個建議就被多數人否決。
哈林頓從頭到尾聽完他們的討論，聞到現場瀰漫的火藥味。但是這個俱樂部投資績效極佳。儘管成員多有摩擦，整體的表現卻非常亮眼。
親朋好友組成的團隊，裡面從眾程度會更高，因而具有了高度一致性，大家更「團結和氣」，按直覺來看應該是好事才對。
但其實，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群體還意味著什麼？
意味著這群體容易形成閉環，看不見除共識之外的可能性啊。
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之中，叛逆者其實就是在充當那位指出國王的新衣的小孩，把共識之外的「可能性」帶進群體之中。
這些「可能性」不一定都是好的、有益的，但群體需要這些「可能性」，才能共同進步。
但是，我是想說每個人，在每個時候都該當叛逆者嗎？
恰恰相反，我認為，最好的做法是——
在大多數時候都當一個從眾者，只有在很少很少的情況下，才使盡全力當一個叛逆者。
有價值的叛逆，才是可貴的
當你的同事全部都說午餐要吃快餐，你會無奈的跟隨大隊。
當你的朋友們都贊成到日本旅行，你會想大家去哪你就去哪。
當身邊越來越多人使用智能手機時，你替換掉舊款手機，購買智能手機的可能性就會變大。
這樣看來，人是挺不自由的，吃個午餐也無法自己做主意，去一趟旅行也要視大家的意願而定，連是否要擁有智能手機都不完全視你的個人意願而定。
也因為有人察覺到了這種現象，所以有人刻意的叛逆，刻意的不追隨群眾，不一起吃午餐，不一起旅行，不換掉舊款手機，然後大呼：「我真是個自由人啊！我天生就有叛逆的靈魂啊！」
但事實是，在上面列舉的所有的事情裡，根本沒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們去較勁叛逆，因為小事的成本和回報都很低啊，你做對做錯都不會對人生產生太大的影響。
如果你只是為了刻意叛逆就脫口而出的說：「你們想吃快餐就去吃吧，不用管我，我一個人去吃別的。」這只會讓人覺得你是個怪人，對人際關係造成不必要的傷害。
當你為了刻意叛逆而自個兒去他國旅行，那你然會喪失了許多與朋友一同瘋狂的美好時光。
當你為了刻意叛逆而堅持使用舊款手機，那你就失去了許多智能手機帶來的便利與效率。
你會發現，在生活中絕大多數的小事裡，「叛逆」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都明顯比「從眾」來得大，獲得的回報卻很小。
除了「小事」之外，某些「中事」還是值得我們稍微叛逆的，只要那件事可以透過叛逆帶來價值。例如，你不和同事一起去用餐，是為了騰出時間閱讀、自修；你為了讓團隊做出正確的決定，選擇坦誠的說出自己的見解。
但即便如此，這一種「叛逆」能造成的影響依然不夠大，並不是我開頭所說的，那個人生中必須有一次，必須盡全力去叛逆的事情。
那麼到底是什麼「大事」，要在什麼時候，我們才應該力排眾議，不顧一切的使盡全力去叛逆呢？
我認為，一個值得參考的指標是——當你能回答 Paypal 創始人彼得·提爾（Peter Thiel）提出的問題時，你就應該盡全力去叛逆了，他的問題如下：
「有什麼是你跟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你覺得很重要的事實？」
提爾認為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好的回答應該是有這樣的形式的：
「大部分人都相信 x ，但事實卻與 x 相反。」
當你找到這個事實 x 時，就是你該盡全力去叛逆的時候了，這個時候的叛逆，才會為你的人生產生巨大的價值，甚至徹底改造你的人生。許多知名人物，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之下為證明事實 x 而進行叛逆，才獲得功成名就的。
是的，我說的是以證明這個事實 x 為前提，來進行創業、轉行、換公司、娶老婆、嫁人、提出政策、搞抗議、競選總統、創作音樂、創作文字、創造知識、寫部落格等等。
這個事實 x 可以是「每個人都以為馬車是最好的，但事實是汽車才是最好的」，也可以是「每個人都認為唱歌一定要咬字清晰，但我周杰倫就不這麼認為」。
最後，還是要再次提醒——從眾行為不是一件壞事，當叛逆無法帶來更大的收益時，那從眾至少不是一個壞選擇。
但當你發現群體的錯誤時，當你意識到群體錯在哪裡時，你必須清楚知道——
你就是這群體之中，最應該做出叛逆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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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這文章發給我那位愛吐槽的朋友閱讀，他的第一句回應說：
「萬一我發現的事實 x 並不正確，其實是我自己有錯誤呢？」
「你可以在賭上你的前途之前，看一看這一篇文章，進行一下魔鬼式思考。」
「萬一最終還是失敗了呢？」
「我早說了，叛逆者是要承擔高風險的，高回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。」
「那麼，因為事實 x 而娶老婆是什麼意思？」
「就是剛好她也知道這一個事實，你為了避免她成為你的競爭對手，就把她娶過來成為自己人。異性同理。」
「真的嗎？」
「真的。」